喜歡看武俠小說的朋友，肯定不會對苗疆這個地方陌生。小說里的苗疆往往擁有很濃重的神秘色彩，這個地方會跟巫術(shù)、蠱術(shù)掛鉤。那苗疆到底是指的哪里呢?其實苗疆一詞常見于明清時期，意思也有廣義、狹義之分，廣義就是指苗族在全國的聚集區(qū)，而狹義則更加細致一些。其實苗疆并沒有那么多神秘的獨門法術(shù)，這些都是小說賦予的。那今天就借此機會給各位講講苗疆，看看真正的苗疆是什么樣子。

1、苗疆≠苗族聚居地

記得，跟友人閑聊時，說起“苗疆”在哪兒的話題。一友人脫口而出道：“就是苗族聚居地吧?！蔽矣谑亲穯枺骸懊缱寰劬拥卦谀膬?”啞火。

可以肯定的是，就算武俠小說里形容的“苗疆”，確指某個或某些地方，也不能跟“苗族聚居地”畫等號。

而且，僅就“苗族聚居地”而言，今天跟共和國成立以前，也是有所不同的;更別說對比武俠小說幻化的“古代”了。

不同源自兩方面：

第一是根本性的——苗族的定義，也就是苗族指什么、指誰?指向或說定義不同，聚居地也自然就不同了。

第二是地域性的——無論怎樣定義，苗族作為一個民族，其所定居、聚居的地域，在歷史上也是有調(diào)整和改變的。及至今天，苗族作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員，在“少數(shù)民族”當中，屬于“多地聚居”的“較大者”。即：苗族從人口來講，屬于比較“大”的少數(shù)民族，且聚居地并不似其他“大小”可比的少數(shù)民族那樣相對集中。

今天來說，苗族在湖南、貴州、四川都有聚居地，甚至在云南、湖北的一些地方，也有苗族。他們在本民族內(nèi)部，有著不同的、或許牽連緊密也或許牽連不怎么緊密的分支，彼此的聚居地并不都“接壤”，甚至有的還相距遙遠。

很顯然，這些未必接壤甚至可能相距遙遠的區(qū)域，不能套概念地被認作是“苗疆”。

2、“苗”之含義及演變

說“苗疆”，先得說“苗”。

如同上面講的苗疆不能跟苗族聚居地畫等號一樣，“苗”作為對種群的稱謂，其含義，也不同于今天說的“苗族”。

我國古代，尤其上古至中古(夏商至隋唐)，中心政權(quán)直接管理的區(qū)域大小不一，但一般都以“中原”和“關(guān)中”為核心。所謂中原，往大里說，概指以今河南省及周邊的河北中部南部、安徽西部北部、山東中西部、湖北長江漢江以北地區(qū)，往小里說，就指河南省大部(南部除外);而所謂“關(guān)中”，指的是對應(yīng)“中原”的“河西”部分，即今陜西省秦嶺以北、黃土高原以南的平原、類平原區(qū)域。

由“中原”、“關(guān)中”構(gòu)成的中心地帶以外，不同朝代、同一朝代不同時期，管理模式不同，但對相對邊緣的當時的少數(shù)民族(其中相當一部分被“漢化”、融合，今天已屬漢族)，卻有著相對“穩(wěn)定”的防備和帶有輕蔑、歧視色彩的稱謂。

上古時期(商周)在稱謂上，是說“東夷、西翟、南蠻、北胡”。即中心地帶以東(多涉及沿海地區(qū))稱“夷”;以西稱“翟”(又作“狄”或“戎”);以南稱“蠻”或“苗”;以北稱“胡”。其中北、西兩個方向上，稱謂?；煊?，而對于南面，叫法相對固定;東南地區(qū)，因處在“夷”和“蠻”交界，也稱“蠻夷”。

有說法稱，“蠻”和“苗”，在古字里“相通”，在稱謂族群時可互為替代。要是這說法靠譜，那就可以認為，“苗”和“蠻”相近，是對中心地帶(稱“中原”、“中國”)以南的少數(shù)族群的通稱。如果把這個定義之下的“苗人”作為祖先，衍變至今，應(yīng)該囊括了包括漢族在內(nèi)的絕大多數(shù)中南、東南、西南的民族。

在由上古到中古的過渡階段(兩漢、魏晉)，中原集權(quán)衰落，加上北方游牧民族輪番“入主中原”(五胡亂華)、漢族南遷(南朝)等多重原因，中原文化向南傳播，很多曾經(jīng)的“化外之地”，逐漸與南遷的漢族融合、共生;也有些汲取了中原文化，自我強大;廣大的南方區(qū)域，出現(xiàn)了新的族群分化，開始有了相對“教化”的“苗”、“冥頑不化”的“苗蠻”、“百夷”、“百越”。地域上，“苗”更多是在漢族統(tǒng)治區(qū)域邊緣相對平坦、富足地方;“苗蠻”則主要生活在相同或相近區(qū)域中崇山峻嶺、艱險貧瘠之地;“百夷”主要指今云南省靠近貴州四川的部分和廣西臨云南部分;“百越”則指今“兩廣”大部和閩南地區(qū)。

中古繁盛期(唐宋)，是“粟作文明”向“稻作文明”的轉(zhuǎn)型期，中心政權(quán)的管理范圍擴大，人文影響深遠，曾經(jīng)跟漢族“共生”的“教化的苗”，幾乎完全融入;而同時，曾經(jīng)的“苗蠻”，則迫于生存壓力，或“向心”地靠攏被漢族“同化”的本族，或與“百夷”、“百越”競爭、共生，形成今天西南中南少數(shù)民族集群的前身。

相比較而言，這樣的“苗蠻”，還是比更“化外”的“百越”、“百夷”們，多受了些中原文化的影響，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有限的)先進性，故而在競爭中顯示強勢，在共生中占據(jù)主流。武俠小說所主要涉及的年代，大約最早始于這個階段。

隨著歷史發(fā)展，到近古(元明清)，聚居于交通阻隔嚴重地域的“苗蠻”，又分化成諸多族群;其中一部分，是今天苗族的前身，也有相當一部分形成了另外的民族。提到“苗疆”的武俠小說所涉及的年代，通常比較晚的，便指向這個時期。

3、“苗疆”的概念性定義

所謂“苗疆”，在武俠小說的語境中，可以有三種理解：

(1)、概指有“苗”、“苗蠻”聚居的所有區(qū)域;大致可對應(yīng)理解為今浙江省南部內(nèi)陸地區(qū)、江西省中北部地區(qū)、湖北省南部、湖南省大部、貴州省大部、四川省東中部、云南省和廣西壯族自治區(qū)與貴州四川相近地帶。

(2)、指“苗蠻”聚居的主要區(qū)域，大致可對應(yīng)理解為湖南、湖北南部、貴州及與之相鄰的四川、廣西、云南這些地域中的險峻山區(qū)。

(3)、由武俠小說“講故事”的角度，也可以理解成是長江、漢江以南偏遠山區(qū)中的崇尚巫鬼文化的族群的聚居地。

筆者認為，從武俠小說論，上述“3”，是更趨于“準確”的定義式描述。亦即：苗疆不苗疆的，地域詳由尚屬其次，關(guān)鍵特征是崇尚巫鬼。

巫鬼到巫蠱，一步之遙!

巫鬼文化，曾經(jīng)是主流文化，是由原始的“自然崇拜”衍生而來，始于夏商之交(約公元前十七到十六世紀)，也有說始于商朝早期(公元前十六世紀)，在商朝中晚期(公元前十三至十二世紀)達到鼎盛，商朝末期(公元前十一世紀)走向沒落。我們今天看到的甲骨文，便是巫鬼文化時期占卜的產(chǎn)物。

之前，筆者曾撰文述及，人類的意識崇拜，從最古老的自然崇拜衍變到自然象征崇拜和“平級”的圖騰崇拜，再就出現(xiàn)了異向的分化，呈現(xiàn)出巫鬼崇拜和象征圖騰崇拜兩種模式。

這兩種模式，都是趨于自然的早期崇拜的抽象化，但巫鬼崇拜抽象化程度更高，多生發(fā)于經(jīng)濟和軍事相對發(fā)達、規(guī)模較大、在局部處于主流地位的國家、部族。

由于巫鬼崇拜及其衍生出的涉及方方面面的巫鬼文化的高度神秘、抽象，以及崇尚巫鬼、盛行巫鬼文化的國家、部族的“帝國”式的擴張意識和相應(yīng)行動，巫鬼崇拜和巫鬼文化，在“帝國”式的國家發(fā)展進程中，越來越融合于武力擴張和高壓統(tǒng)治，顯現(xiàn)前所未有的暴虐、血腥、虛無，走向腐朽沒落、激發(fā)嚴重抵觸甚至反抗，盛極而衰，很難看地退出了歷史舞臺。

之后，人類的精神崇拜，在巫鬼崇拜及其文化的廢墟上，呈現(xiàn)出三種走向——與哲學(xué)思辨相關(guān)的成熟的神話體系(如古希臘)、具有哲學(xué)性的宗教(如佛教、猶太教)、建立在具有一定唯物屬性的道德體系基礎(chǔ)之上的高度抽象化象征(如我國周朝)。前二者，因為很大程度繼承了巫鬼崇拜的“神主”本質(zhì)，歷史地看，對巫鬼崇拜及其文化特征，具有較強的兼容性與融合力;而以我國西周王朝為最主要代表(甚至可能是唯一一例)的道德體系，具有明顯的“人主”色彩，因而嚴重排斥巫鬼文化，結(jié)果呈現(xiàn)兩個極端——大面上，很是“肅清”，不留遺患;另一方面，非主流的少數(shù)“殘余”，則趨于頑固的保守。而這種頑固的保守，在我們國家復(fù)雜的地形地貌條件下，獲得了獨特的存在空間。

相傳“苗疆”的“巫術(shù)”和至今仍在我國北方一些地方存在的“薩滿”，都源于巫鬼崇拜，但都并不就是曾經(jīng)的巫鬼文化，而是因由著生存和人文環(huán)境的變化而經(jīng)歷了漫長演變。

具體到以中南和西南地區(qū)險峻而閉塞的大山為“基地”的“苗疆”，傳統(tǒng)的巫鬼文化，逐漸呈現(xiàn)適應(yīng)環(huán)境的演變。比如：帶入、融匯所聚居區(qū)域的特別物候(窮山惡水)、動植物及微生物特征(毒蟲瘴氣)等元素。而武俠小說有關(guān)“苗疆”的描述，多與文化“相異”及其產(chǎn)物相關(guān);其中尤其多涉“毒”、“蠱”等“生物武器”和東南亞稱“降”、“降頭”的“噬”、“禁”等巫術(shù)。

所以，武俠小說講的“苗疆”，其重要特征，該是崇尚巫鬼。

所以，有些武俠小說里說到“苗疆”，還“阿彌陀佛”著，肯定不靠譜。

4、武俠小說關(guān)于苗疆的描述是否有依據(jù)?

如前述及，武俠小說講到“苗疆”，主要涉及“生物毒素”及其使用，和，巫術(shù)。

當然，也多半會提及跟生物毒素、巫術(shù)或許相關(guān)或許不那么相關(guān)的獨特武功。

關(guān)于“武功”，武俠小說講的，不管是“苗疆”的還是哪兒的，都跟現(xiàn)實基本沒關(guān)系。簡單說，絕大多數(shù)的“武功”，都是瞎編。不同只在于，編的是否靠譜。

拿公認的武俠小說“四大家”(金庸、古龍、梁羽生、溫瑞安)來說。

金庸，無可爭議的“王者”，小說作品中涉及“苗疆”的人物、情節(jié)最多。作家本身是比較純粹的書生，懂一些中醫(yī)，可以認為完全不懂武術(shù);作品中講到的武功，基本都不靠譜;但強在想象力超級強，對于苗疆武功沒多少特別渲染，主要講苗疆的“毒”、“蠱”，倒很有“說到點子上”的意思。

古龍，很多人說他并不是純粹的武俠小說家，而更是借了武俠“殼”的偵探和言情小說家。寫的故事驚險玄妙、蕩氣回腸，但對于喜歡看“武功”的讀者，卻不“招人愛”。他的小說里，幾乎所有的“過招”，都是“瞬間”看不清的“完成”。而其實，這種近乎“抽象”、“剪影式”描述，反倒最接近實際的情形。關(guān)于苗疆及其特色，在其小說作品里的描述，玄且神，基本是信手拈來、不加糾結(jié)，幾乎等于把“苗疆”當成承載玄奇的大筐。

梁羽生，屬于比較老派的武俠小說作家，無論寫苗疆還是哪兒，相比前面二位，特別相比古龍，顯得比較中規(guī)中矩;涉及更多的也是“蠱術(shù)”、“用毒”，而不怎么碰“巫術(shù)”;幾乎所有“苗疆”的獨特武功，都與“用毒”有關(guān)。說沒依據(jù)，刻薄了點兒;但說多有依據(jù)，也算不上。

溫瑞安，本身是武術(shù)家，又是東南亞華裔，聽起來跟“苗”的“人事關(guān)系”，比前面三位都近些，但其實人家究竟祖居何方，筆者并不確知。不過，他生長在有“降頭術(shù)”的國家(馬來西亞)，或許對“巫術(shù)”多一些了解，小說故事涉及到時，或許多少含了些照葫蘆畫瓢的。作為“外國人”，他對“苗疆”的地域，或許未必很了解;但作為武術(shù)家，他小說作品里涉及“武功”的部分，剝離掉文學(xué)式的夸張，并克服他有時稍嫌拖沓的文風(fēng)，之后，細品起來，該是比較到位的。至于苗疆的武功，也許，在他的理解中，會很接近東南亞的武術(shù)(比如泰拳);雖在作品中涉及不多(或也由于筆者閱讀有限而沒有發(fā)現(xiàn)很多)，但涉及到時，總覺得有泰拳的影子?？孔V不靠譜，只能大概模糊地認為，可以想象。

無論他們誰，都肯定沒在“苗疆”生活過。原因很簡單——他們的生活時代，早就沒有了“苗疆”的概念。所以，在他們作品中對“苗疆”的“地方”描述，很少。這也是小說家的聰明——了解的就濃墨重彩，不了解的就一筆帶過。

那些很少的描述，作為同樣也不了解的后生，筆者曾經(jīng)路過過有可能曾經(jīng)是“苗疆”的地方，白駒過隙的印象對比想來，覺得多多少少，還算有點兒依據(jù)。但更多的，其實對于小說作家而言也是更要緊的，是源于“印象”的、文學(xué)式的想象力。

【作者簡介】劉宏宇，常用筆名毛穎、荊泓。實力派小說家、資深編劇、北京作協(xié)會員，“夏衍杯優(yōu)秀電影劇本”獲獎?wù)?。著有《管得著嗎你》《紅月亮》《武王伐紂》《深水爆破》等多部長篇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