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這個朝代一直出現(xiàn)在我們的認知當中，認為它是一個在商朝之前的時期，商湯滅夏之后建立起了商朝。只不過，夏朝的存在一直以來都是人們爭議很大的一個點，很多人認為夏朝可能只是虛構出來的，并非是真實存在，因為一直都沒有找到和夏朝有關的歷史遺跡。但是，盡管這樣就能證明夏朝不存在嗎?那又是為什么一直都沒有找到夏朝遺跡?

1.夏年

簡單理解就是夏的存續(xù)時間。按古本竹書紀年，自禹至桀是17世、471年(五百或六百年說不足取，因為每王世的平均在位年數(shù)長到不可接受)，這是夏的積年。這個年代跨度如果很短的話，比如類似秦朝、隋朝，是有可能由于物質文化本身的發(fā)展規(guī)律沒法很精確的與其之前、之后的朝代區(qū)分開，不過夏并不存在這個問題。關于絕對年代，由于比夏晚的商代、甚至包括西周前期也沒有共和元年以后那樣精確的紀年，所以如果具體到公元前X年至X年的話，夏的絕對年代也是不確定的，取決于商積年以及武王伐紂之年等一些關鍵點的理解，大體上是公元前21世紀至前16世紀(斷代工程給出的方案是約前2070-前1600)。

2.夏人活動地域

文獻上主要是記載夏后都邑或者夏后在某個地點，終夏之世屢有變遷，個別如《戰(zhàn)國策》和《史記》則提到夏桀之國居的四至范圍。一般理解夏人主要活動區(qū)域是在河南黃河沿線地區(qū)(豫西，以及豫北、豫東)，勢力范圍涉及晉南和山東西部。既不是一個點，也不是全中國到處都是，這么個狀態(tài)。

3.遺址

在上述時空范圍內，其實已經做了很多考古工作、發(fā)現(xiàn)了很多遺址。而不是說比夏早的文化發(fā)現(xiàn)了、比夏晚的商發(fā)現(xiàn)了，唯獨夏沒有被發(fā)現(xiàn)。

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上述區(qū)域之外，也有很多同一時期的考古發(fā)現(xiàn)，通過比較，可以看出禹域內外文化的差別。這是考古工作者在論證夏文化時最重要的基礎。

當日中國遠非大一統(tǒng)(其實，即便晚至秦漢帝國，不同區(qū)域文化之間的差別仍能被考古學家觀察到)，如果有這么一群夏人，那么他們的文化也應該和其他族群有所不同(這一點并非所有學者都認同);考慮到夏的時間跨度，那么也應該與之前和之后的文化都有所不同?？脊艑W最擅長的工作不就是比較文化間的異同嘛，這也是考古工作者敢于在沒有確鑿出土文字發(fā)現(xiàn)的情況下論證夏文化的底氣所在。遺憾的是由于陶器類型學的研究成果表述起來很晦澀，這一點是最容易被一般人忽視的。

概括說來相對主流的認識是，以殷墟文化作為基點(確定是晚商)往前追溯，其來源被認為是二里崗文化(和二里頭分布區(qū)基本重疊、年代在二里頭和殷墟之間，被認為是早商)，再往前追是豫北冀南的下七垣(可能是先商，先商不是“商以前”的意思，而是特指商先王先公及其人群所創(chuàng)造的考古學文化)，和下七垣同時的二里頭很可能就是夏。鄭洛地區(qū)鄭州商城、偃師商城、大師姑、望京樓等含商文化因素城址的批量出現(xiàn)，再加上二里頭的衰落，可能就是夏商更替的反映。至于夏的建立，最常被用來論證的是，河南龍山文化的南擴、江漢地區(qū)石家河與后石家河的更迭，與“禹征三苗”有關，所以夏的上限不應早于河南龍山。

4.證明

當然，隨著二里頭大型建筑基址、鑄銅作坊、城墻等重要遺存的發(fā)現(xiàn)，在某種程度上更增強了學者們的信念——考古學界在引用文獻來“證明”二里頭是夏桀所居的同時，歷史學界也在引用二里頭的新發(fā)現(xiàn)來“證明”夏的存在是鐵證如山。按某些不中聽的話說，就是雙方“在互相利用”。如果二里頭或其他夏文化探索對象所顯示的文明程度不高，可能學界主流會比現(xiàn)在更謹慎和保守一些。既然二里頭已經體現(xiàn)出極為強勢的“王朝氣象”，相對周邊文化來說有壓倒性的優(yōu)勢和輻射能力，而且一般認為是代表了早于商的政治實體，再要從考古學上否認夏已經顯得很不靠譜了(如果否認夏的存在，肯定還是要走30年代疑古派的老路)

5.文化考證

除了大范圍比較文化異同以及從考古學上研究文明程度之外，還有很多考古證據(jù)被用來和夏相聯(lián)系。比如《禮記·明堂位》: “灌尊, 夏后氏以雞夷, 殷以斝,周以黃目?！薄半u夷”何指歷代不得其解，鄒衡論證了它就是二里頭文化中的封口盉(現(xiàn)代命名的一種陶器類型，周代已絕跡)。又比如孫慶偉論證了從龍山晚期到二里頭起源于中原、并進而擴散到整個東亞的玉禮器牙璋，可能就是《尚書·禹貢》中“禹錫玄圭”的玄圭。

6.結論

固然，應該承認這種條件下所得出的關于夏文化的結論，不如殷墟=商代晚期那么可靠，或者說錘沒有那么實。但是除非堅信夏不存在或不可“證明”，反過來觀察其他知乎常見論證夏文化的方式，其邏輯不自洽的地方更多。

比如說因為夏在很遙遠的西方某地，所以考古學家在中原發(fā)現(xiàn)不了夏。

比如說因為夏的年代沒有文獻中所記載的那么早，所以考古學家在那個時間段發(fā)現(xiàn)不了夏

比如說因為夏沒有文獻中描述的那么強大或文明，可能只是不起眼的小國甚至部落，所以目前還沒有發(fā)現(xiàn)夏。

其實“夏”這個概念的唯一源頭就是文獻，研究歷史確實不能“盡信書”，但如果有選擇地信，就要講證據(jù)。為什么同樣是文獻，相信夏的存在，卻不相信共存的其他關于地域、時間和政治發(fā)展程度的描述，文獻根據(jù)到底在哪兒?

相比之下，被認為是疑古過甚的學者倒是更坦蕩一些，信什么疑什么好歹還給出了系統(tǒng)論述(如陳夢家：《商代的神話與巫術》;楊寬：《說“夏”》;艾蘭：《龜之謎》)，而不是那種莫名其妙的“半信半疑”。

還有很多人都對考古材料一知半解。如某大V放言“夏朝晚期都城，即二里頭文化，影響區(qū)域小，比起商朝來說沒啥“王朝氣象””，找不到夏的原因是“幾乎所有人都偏執(zhí)地認為，中后期的夏朝應該也像武丁之后的中后期商朝那樣強盛?！边@明顯是對考古研究的誤讀。從考古材料看，二里頭二期至四期的對外影響力，并不亞于殷墟二至四期。如果二里頭是中后期的夏，那它確實是和武丁以來的商是一樣強的。

這位還多次拿東周舉例、如果沒有文字發(fā)現(xiàn)的話如何如何。實際上在許宏看來，二里頭是應該和殷墟、西周這樣的核心文化相提并論，而不是那種徒有其名的“天下共主”，這一點凡是認真看過《最早的中國》《何以中國》《大都無城》都很明白。而且，如果沒有出土文字+文獻，實際上仍能單靠考古材料得出，二里頭之前是滿天星斗，二里頭出現(xiàn)后月明星稀，從二里頭、二里崗、殷墟，到周原-豐鎬文化，保持著一脈相承的向外強勢擴散態(tài)勢，這種勢頭到了公元前八世紀下半葉才隨著周原和豐鎬兩個特大型聚落的衰亡而結束，接下來華夏的擴張就依靠從宗周分裂出去或者繼承吸收宗周因素的列國文化了，直到咸陽、長安出現(xiàn)之前整個天下就是多級世界，這和二里頭時代有哪門子可比性?